新书: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如何把文化多元变成政治资本

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政治学者Kathy Smits副教授在新书中提出,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长期以来常常利用文化多元性来维持执政权力、推动有争议的政策议程。

Smits副教授在新书《The Political Uses of Cultural Diversity: The Diversity Dividend》(Routledge出版社,2026年)中指出,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出于复杂的多重需要采纳了多元文化主义,其中并非都出于善意。该书聚焦这三个拥有共同英国殖民历史、长期移民史和多元当代社会的国家。

Smits本人出生于澳大利亚,现为新西兰公民,是奥克兰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副教授。她说,自己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源于对这些国家历史的研究——既涉及原住民,也涉及白人定居者之后到来的移民群体。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经历让她的想法进一步成形。

“我注意到,这几个国家的展馆都特别强调文化多元性。我意识到,这为这些国家做了很多‘工作’——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塑造成一种特定的国家形象:现代、有吸引力、面向国际。”

这也引出了该书的核心问题:尽管多元文化政策一直存在政治争议,为什么各国政府仍持续推行这类政策?这些政策究竟为推行它们的政府带来了什么?

从种族等级到多元文化

Smits梳理了三国如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种族等级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偏袒白人移民,还专门排斥其他族群,例如澳大利亚的“White Australia”白澳政策和新西兰对华人移民的做法——转向二战后对人权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承诺。

她指出,19世纪时,英国定居者普遍认为原住民及其文化正在“逐渐消亡”。

“与此同时,原住民文化也遭到了典型的挪用,被用于旅游业和国家建构,尤其是在新西兰1880年代至1914年前后的‘Maoriland’时期。”

“Maoriland”(不带长音符号)一词源自澳大利亚,但被新西兰的白人殖民者热情采纳,他们希望借此在大英帝国内部打造一种独特的地区身份。

Smits说:“这种说法到1920年代就消失了,直到二战后,随着来自欧洲的移民涌入,人们对文化多元性的态度才开始转变。”

她说,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面临严重的国际形象问题。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时外界对它们的看法,那就是种族主义。”

这种国际声誉,加上新的人权规范、去殖民化思潮,以及将贸易与外交政策重新转向本地区的需要,共同推动两国政府重新审视立场,进而引发了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一波移民潮。

Smits将此形容为人口结构变化、国际压力和经济需要共同造成的一场“完美风暴”,促使各国政府将文化多元性作为国家特征加以推崇。

从1970年代起,三个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正式采纳了多元文化主义。

左翼或社会民主派政府推出的政策,后来往往被保守派政府巩固延续。Smits认为,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逐渐认识到,多元文化不仅在道德上值得推崇,在经济上也有利——它有助于吸引技术移民、国际学生、游客和投资者。

“多元文化成了一种‘推销卖点’:一个多语言、与全球紧密相连、对外来者友好的社会。”

“那些颂扬多元、包容与承认的政策和项目,同时也可能非常有利于政府维持自身权力、推进自己有争议的社会和经济议程。”

——Kathy Smits副教授,奥克兰大学文学与教育学院

Smits将此与1980年代以来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联系起来,她认为,新西兰当时的经济变革“短促、剧烈,而且影响深远”。

她指出,随着1980年代中期政府逐步退出“从出生到终老”式的全面福利保障,毛利概念如whanaungatanga(关系/联结)和kaitiakitanga(监护/守护)逐渐被政府机构采纳,成为社会意义和凝聚力的来源。

Smits认为,这些理念“正好可被挪用”,而与此同时,许多人正感受到这些改革带来的疏离和不公。

她明确表示,承认并尊重原住民和移民群体的多元性,在伦理上是正确的立场。

不过,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她认为公众仍应密切关注政府如何利用文化多元性和身份承认来达成自身目的。

“面对政府政策,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点怀疑或质疑的态度。可以想想拉丁语里的那句话——cui bono:谁从中受益?”

Smits说,归根结底,这本书是在追问多元文化主义在现代定居者社会的政治运作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The Political Uses of Cultural Diversity: The Diversity Dividend》现已开放获取(open access),可供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