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大选策略投票升温,专家警告议会超额席位风险

Just politics or the ‘opposite of clever’?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strategic voting

资料图:新西兰议会「蜂巢」大楼
资料图:新西兰议会「蜂巢」大楼 · Daderot / CC0

随着新西兰大选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一种特殊的政治操作正在浮现:所谓的「策略性投票」(strategic voting,也称 tactical voting),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议会「超额席位」(overhang)。

这并非新鲜事,但这次大选因策略性投票的规模和被公开倡导的程度,而引发了比以往更大的关注。

新西兰实行混合比例代表制(MMP),选民有两张票:政党票用于选择心目中的政党,电区票则可以选择一名选区候选人——该候选人不必来自同一政党。

由于「搭桥规则」(coat-tailing rule)的存在,即使一个政党的政党票未达到国会代表所需的5%门槛,只要它赢得至少一个选区席位,仍可按其政党票比例获得相应的议会席位。

大多数选民会把两张票都投给同一个政党。但「分裂投票」自1996年第一次MMP选举起就已出现——当时新西兰第一党候选人 Tutekawa Wyllie 赢下了毛利选区 Te Tai Tonga,而工党则赢得了该选区的政党票。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2011年:时任总理 John Key 与时任ACT党领袖(曾任国家党议员)John Banks 共饮了一杯著名的「茶」,以此暗示他「不会不高兴」看到国家党支持者把电区票投给 Banks,拿下 Epsom 选区,但政党票仍投给国家党。

这一安排在随后几届选举中延续,对ACT党能否留在议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分裂投票并不总会产生超额席位。超额席位出现在一个政党赢得的选区席位数超过其政党票应得的席位数时:该政党保留多出的席位,其他政党的席位分配不受影响,而议会总席位数则按超出的席位数增加,比例代表性因此无法完全保持。

如果超额席位规模足够大,还可能影响组建政府的结果:议会总席位增多意味着组成多数所需的席位门槛也随之提高,一个拥有超额席位的政党有可能左右最终结果。

虽然这种情况在新西兰尚未发生,但任何关于策略性投票的讨论都让这种可能性浮出水面。

联合政府的计算

自1996年以来,半数的大选都出现过超额席位。其中四次(2005、2008、2011和2023年)都是因为 Te Pāti Māori(毛利党)在毛利选区表现强劲所致。

而在这次大选中,刻意通过策略性投票制造超额席位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竞选策略,远超以往的规模。

例如,毛利党呼吁支持者把电区票投给该党在毛利选区的候选人,但政党票则投给工党或绿党。该党领袖认为,这是增加国会毛利议员人数、确保议会中有独立毛利声音、并推动政府更替的最佳方式。

为推动这一策略,毛利党公布的政党候选人名单上只列了该党秘书长一人的名字——这实际上使政党票名单形同虚设,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做法。

在右翼阵营,也有声音呼吁倾向国家党的选民把电区票投给国家党候选人,但政党票投给ACT党或新西兰第一党。这背后是一套相对复杂的计算,目的是为现任执政联盟制造有利的超额席位。

国家党领袖 Christopher Luxon 及其前任 John Key 都将这一想法斥为「蠢上加蠢」(the opposite of clever)。他们指出,这可能削弱国家党在下一届联合政府中的话语权,还可能导致一些仅靠政党名单进入议会的资深候选人落选。

抛开各政党各自的利益考量,若基于影响下届政府组成的党派策略刻意制造大规模超额席位,可能会侵蚀公众对选举制度整体的信心,也可能导致最终组成的议会无法反映政党票的真实分布。

毕竟,新西兰在上世纪90年代改用MMP制度,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纠正此前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造成的议席分布失衡问题。

此外,也有人担心,如果毛利党的分裂投票策略取得成功,反而可能削弱公众对保留专属毛利议席制度的支持。

超额席位的两面

在同样实行MMP类似制度的德国,超额席位问题曾引发严重关注,以至于201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大量超额席位违反了选举平等原则。2013年德国选举法随之修改,规定要为因超额席位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党分配补偿性席位。

但这一改革使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规模大幅增加:从2002年的598席增至2021年的736席,不过近期的改革已将议院规模固定在630席。

在新西兰,也有人乐见这种「副作用」。前总理 Geoffrey Palmer 一直主张增加国会议员人数,他认为这能提升立法质量,并加强对行政机构的监督。

但如果是通过选举制度的某种漏洞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这种漏洞本身可能侵蚀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或许并非最佳选择。

事实上,2012年的MMP制度审查和2023年的独立选举制度审查都曾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并建议取消搭桥规则和超额席位条款。

与此配套的建议是将政党票门槛下调至4%(2012年审查建议)或3.5%(2023年审查建议),并将选区议席与政党名单议席的比例固定为60:40——因为选区议席数量持续增加,已经削弱了制度保持比例代表性的能力。

这次大选关乎的,不只是现任政府和两大政党各自的前途。视超额席位最终的规模和影响而定,选举制度本身的未来走向也可能悬而未决。

本文原载于 The Conversation。作者 Claire Timperley 是 Te Herenga Waka——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政治学高级讲师,Richard Shaw 是 Te Kunenga ki Pūrehuroa——Massey University 政治学教授。

本文编译自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Te Herenga Waka—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公开发布。原文:https://www.wgtn.ac.nz/news/2026/10/just-politics-or-the-opposite-of-clever-the-risks-and-rewards-of-strategic-v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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