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毛利学者Lucy Kaiser：坎特伯雷地震塑造她的气候研究路

2010年至2011年坎特伯雷（Canterbury）地震深刻影响了Lucy Kaiser博士的研究方向。她在基督城（Ōtautahi Christchurch）长大，亲眼见证所属的Kāi Tahu部落（iwi）在灾后应急响应及漫长的重建过程中动员起来支持社区。

这段经历让她看到毛利社区内部本就存在的力量、领导力与知识，也促使她投身研究，专注于以原住民方式应对灾害风险。

Lucy说，作为研究者，她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与知识传承者、社区领袖和相关从业者并肩合作，近距离了解他们如何塑造新西兰应对未来挑战的方式，用她的话说，这就像是拥有了“全国最精彩故事的前排座位”。

Lucy目前是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Earth Sciences New Zealand）与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的高级毛利社会科学家，同时担任Te Toi Whakaruruhau o Aotearoa（毛利知识灾害风险管理中心，Mātauranga Māori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entre，由梅西大学与自然灾害委员会 NHC Toka Tū Ake 合作设立）的负责人（Kaiwhakakaere）。

她最近完成了博士学位，研究南地（Southland）地区Kāi Tahu ki Murihiku的whānau（家庭／家族）如何经历和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对Kāi Tahu的领袖、知识传承者和从业者的访谈，Lucy构建了一套以whakapapa（世系谱系）、kaitiakitaka（监护／守护责任）以及以mokopuna（后代子孙）为核心的决策模式为基础的、由原住民主导的气候适应框架。

她的研究强调，在气候适应规划中，必须把原住民的权威与知识放在核心位置。

完成博士论文后，Lucy抽空接受了NHC Toka Tū Ake“研究者系列专访”的采访，谈及塑造她研究方向的故事与经历、她希望澄清的误解，以及为什么社区往往拥有比外界认知更多的知识与能力。

作为研究者，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老实说，是能拥有全国最精彩故事的前排座位。我能与出色的领袖和知识传承者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与whenua（土地）的关系如何塑造关于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应对等重要议题的实际决策。我至今都不太敢相信这是我的工作。

然后我把他们的kōrero（讨论与故事）带进那些迫切需要听到这些声音的政策会议室。有时候，这真的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这份工作永远不会无聊。

是什么激发了你对自然灾害研究的兴趣？

2010年和2011年的基督城地震直接塑造了我对应急管理的兴趣。我在基督城长大，亲眼看到我们的Kāi Tahu部落如何动员起来协调应急响应，并承担随后漫长的重建工作。

那段经历让我看到，我们毛利社区内部本已具备大量能力，只是主流系统常常没有认可这一点。这促使我转向把原住民知识与治理放在灾害应对核心位置的研究。气候变化则是一个自然的延伸方向，因为Kāi Tahu ki Murihiku已经在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

为什么投入像你这样的自然灾害研究很重要？

新西兰的灾害风险应对体系仍然严重依赖西方技术官僚模式，认为可量化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我的研究一再表明，这种模式忽略了很多东西——那些塑造毛利社区实际经历和应对灾害方式的关系性、精神性和谱系性维度。

投资于原住民主导的研究，意味着要构建像mauri（生命力）、mahika kai（传统食物采集地）和maramataka（毛利历法）这样的工具与指标，让它们与传统指标并重。如果没有这样的投入，我们制定灾害与气候政策时始终只看到半幅图景，而那些拥有最深厚在地知识的社区，则被排除在直接影响他们自身的决策之外。

你亲身经历过自然灾害的影响吗？这如何塑造了你的研究方式？

是的。作为年轻成年人，亲身经历基督城地震后的余波，让我直接看到灾害如何打乱日常生活，以及社区能多快组织起来互相支持。

我看到whānau和marae（部落聚会场所）承担起正式应急系统反应迟缓时未能及时填补的角色。这段经历塑造了我如今对待每一个项目的方式。我的出发点始终是：社区本身已经拥有专业知识，我的角色是帮助这些知识在正式系统中获得认可和资源支持。

你的研究中有哪一项发现，是你希望更多人了解的？

气候适应工作不必是件庞大、令人生畏、不堪重负的事情才能起步。很多基础工作已经通过kaitiakitaka（监护责任）在进行。whānau并非从零开始。在全国（motu）各地的Takata Whenua（原住民）社区中，已经有大量出色的工作在开展，其他社区完全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关于你的研究领域，有什么误解是你想澄清的？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mātauraka Māori（毛利知识）只是在西方科学完成技术性风险评估之后，为其增添一点本地色彩。

我的研究表明，毛利知识体系为理解灾害与风险提供了完整的框架，这些框架建立在与这片土地数百年的关系之上。把这种知识当作可有可无的附加项，会限制韧性建设工作所能达到的成效，也会把最有能力主导适应工作的社区排除在外。

我希望更多人明白，原住民主导的治理理应从一开始就成为韧性规划的基础，塑造相关决策。

关于你的研究，你有什么难忘的轶事或记忆吗？

除了能与每一位受访者共处这份巨大的荣幸之外，这个项目还让我有机会更深地连接自己的tūrakawaewae（立足之地）与whakapapa（世系谱系）。

在这个项目中，我得以见到一件一直被锁在博物馆里的祖传斗篷——这件斗篷后来成为我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即Te Kahu Huruhuru o Kohikohi（Kohikohi的斗篷）。

对于有意从事你这个领域或与你合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要勇敢，要谦逊，要善良，不要失去希望！面对气候变化，以及那些感觉正把我们往回拉的政策和立法，很容易就会失去信心。但我很幸运，通过Te Toi Whakaruruhau o Aotearoa结识了一群充满热情、互相支持的伙伴，过去六年里他们一直激励着我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