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Peter Ritchie讲述演化遗传学研究历程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Te Herenga Waka—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新任教授Peter Ritchie在他的就职讲座《Genes to genomes: A journey from drift to adaptation》中,回顾了自己在演化遗传学领域的研究历程——这段旅程早在他童年时期就已开启。

Ritchie教授在奥克兰长大,小时候常在Hauraki Gulf探索水面上下的世界。

“我成长的年代,孩子们可以到处跑——我们会把木头劈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生物。”

“正是这种自由让我走进了科学,我很早就决定要学生物。”

当时他还不确定具体要研究生物学的哪个方向,直到在奥克兰大学读本科三年级时,一门课程让他接触到了演化遗传学。

“我上了那门课,简直不敢相信可以用基因标记来了解种群和物种演化。我彻底着迷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头。”

为了寻找这些基因标记,他先后在巴黎和纽约的实验室工作,随后回到新西兰,在当年启发他走上这条路的同一位教授指导下,攻读Marsden Fund资助的博士学位。

2004年,Ritchie教授加入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至今已指导了六十多名研究生。

“到了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说,“最让我享受的是人——是那些与我共事过的人,以及我在他们各自的研究路上给予过支持的人。”

“研究论文当然是对科学知识体系的宝贵贡献,但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我在这一路上支持和启发过的人。”

这些年里,Ritchie教授走过巴黎的鹅卵石街道,也穿越过南极洲的冰盖,但他说变化最大的其实是实验室内部的工作方式。

“我刚入行时,一切都更依赖人手——在实验室搭建设备、采集一小部分数据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那之后他还要花几天时间分析数据。而如今,他的研究生可能整个博士期间只在实验室待几周,却要花上几个月去分析数据,因为现代技术手段能让他们获得远比过去深入的结果。

“我在美国工作时,一项研究成果只包含四条DNA序列,却能发表在顶级期刊上,”Ritchie教授说。

“现在,我们动辄会有四百万条DNA序列。”

Ritchie教授说,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打开一整套此前从未能提出或回答的新问题。

“最初,我的研究是用基因标记来了解物种和种群是如何受到冰河时代等外部力量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我想弄清楚大的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物种和种群。”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对未来做出预测。我们可以探测到种群何时在发生变化,以及它们如何适应环境中出现的新挑战和新变化。”

对这位教授来说,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是亲眼见证那些过去看似遥不可及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在就职讲座中,Ritchie教授回顾了这段历程,以及他的研究领域整体在这些年里发生的变化。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这个国家、乃至整个全球社会都会面临许多挑战,因此拥有能够帮助我们看清这些变化、并做出明智应对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场很有价值的讨论——这也是我想要讲述的故事。”

Ritchie教授的就职讲座《Genes to genomes: A journey from drift to adaptation》于10月22日(星期四)17:30至18:30在Kelburn校区Hunter building二楼的Council Chambers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