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早教机构逾六成为私营，学者呼吁政府加大资助

评论：在新西兰（Aotearoa），仍有太多儿童持续受到贫困、住房不稳定、健康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影响。这些处境从生命最初几年就削弱了儿童的发展机会，并助长了代际不利循环。

我们知道，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教育（ECE）是公共政策中用于打破不平等循环、改善儿童、家庭与社区福祉的最有力工具之一。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像资助中小学那样全额资助早教？

高质量早教的益处远不止惠及个别家庭。当幼儿体验到丰富的学习环境、有回应的人际关系和强烈的归属感时，整个社区都会从更高的教育参与度、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更低的长期社会成本中获益。

因此，对早教的公共投入，也是对国家福祉与未来繁荣的投入。

然而，早教目前更像是一种私人商品，家庭需要自行在市场上挑选可用的服务。尽管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该行业给予补贴，但家庭仍可能承担不小的费用。而且，机构收费没有上限，资金中有多少比例被转化为利润也缺乏问责。

目前约65%的早教中心为私营所有，这引发了外界对于利润是否被置于高质量之上的质疑。国际研究普遍发现，营利性早教机构的平均质量评分低于非营利机构。

一项针对新西兰某幼儿园协会（kindergarten association）与一家上市早教公司的比较发现：两者将营收用于员工薪资的比例分别为91%和62%；在新西兰教育评估署（Education Review Office）的评级中，该协会所属幼儿园97%获评表现良好，而该公司所属早教中心这一比例为86%。

随着人们对优质早教机会分配不均的担忧日益加剧，改革该行业资助方式的紧迫性也在上升。

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本应是从优质早教中获益最多的群体，但恰恰是他们，常常因费用、所在地、机构可用性或系统性不利处境而难以获得优质服务。

研究表明，仅仅让儿童进入早教机构还不够，他们在其中的真实体验才是关键。高质量的早教能够增强儿童的学习能力、抗逆力、文化身份认同、自信心和社会参与；而低质量的早教则会损害儿童福祉，并带来长期的个人与社会成本。

让孩子进入早教机构还能使有意愿的父母重返有薪工作。然而，由于制度障碍和高昂费用，有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每年可能因托育服务不可及或负担不起，而损失约1.16亿纽币（$116 million）的有薪工作收入——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工作，却没有可用或负担得起的托育。

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政府拿出紧迫的承诺与行动。政策设计应优先保障所有人都能普遍获得负担得起、高质量、尊重文化多样性、由资质合格教师任教的早教服务。

牢固的师生关系、合格的教师、合理的师生配比、充足的资源、较小的班级规模以及富有启发性的学习环境，都是保障质量的基本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早教才能真正有助于减少与贫困相关的不利处境和教育不平等。

同时，也亟需重新审视那些助推营利性早教机构扩张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早教机构，历来在提供可负担、贴近本地需求的早教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让这些机构在商业条件下苦苦竞争相比，加强对它们的支持——例如像对中小学那样全额资助教师薪资——将更能惠及儿童、家庭与社区。

政府政策还必须认识到，教育公平与文化公平不可分割。任何通过早教减少儿童贫困的策略，都必须恪守《怀唐伊条约》（te Tiriti o Waitangi），支持毛利人在语言复兴、文化延续和自主自决方面的愿望。

Kōhanga Reo 以及其他由原住民主导的项目，如太平洋语言保育项目（Pacific Language Nests），展示了尊重并传承文化的教育模式所具有的变革潜力——它们以强化儿童身份认同和母语为基础，助力教育成功。

当高质量早教与改善儿童生活物质条件的政策相配合时，效果最为显著。减少贫困需要教育、住房、医疗、福利和就业等多个领域的协同行动。

政策导向已十分明确：如果新西兰真正想要减少儿童贫困、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并履行对后代的责任，就必须加大对早期儿童关怀与教育的投入。

本文最初发表于 Newsroom。作者 Jenny Ritchie 是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Te Herenga Waka—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教育学教授，同时也是儿童贫困行动小组（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