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校园危机引发抗议 折射社会不平等

法国巴黎及多个城市近来连日爆发学生(部分教师也参与其中)抗议活动,事件看似与新西兰大选相距甚远,但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教育学教授John Morgan撰文指出,这场风潮值得新西兰人思考自身教育体制与社会的发展方向。

当被问及对这些抗议的看法时,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法国人就是爱闹事”。这句话甚至出现在Andrew Hussey所著《Fractured France: a journey through a divided nation》一书的封底介绍上:“法国人向来热爱抗议、罢工,走上街头反抗国家或现状。”

学生们抗议的是学校教育投入不足、教学质量低下,以及这将如何影响他们未来的经济与人生前景。《卫报周刊》(Guardian Weekly)报道称,“一个破败且不平等的学校体系引发了抗议”。

报道提到法国学校条件持续恶化:班级人数过多、教师短缺、校舍破旧甚至出现老鼠问题。学生们表示,这样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学习。

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在《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列出了一些关于法国教育的事实:政府称2017年至2026年间教育支出增加了17%,但同期成本上涨了22%,学生人数则从360万增至500万。

这意味着人均教育支出实际下降了20%。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越来越多学生留在一个资金不足、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教育体系中。

公共部门员工、郊区青年、激进活动人士、退休人员、学生以及“黄马甲”运动参与者,这些群体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政治体系已无法再保障社会公民权、经济安全与民主代表性。

在正当抗议者中混入了一批趁乱打劫的闹事者,他们趁机制造混乱、实施抢劫,专门针对高端奢侈品商店以及通过网络平台Vented出售的商品。右翼人士对“不尊重私有财产”表示愤怒,但我们也该问:这是谁的财产?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恰恰摧毁了法国全体公民共同建立并共享的公共财产(包括学校)。

马克龙(Macron)政府表示没有额外资金可供投入,称法国公共债务已从1970年占GDP的20%升至120%,听起来相当严峻。但Piketty指出,同一时期私人资本资产却从占法国GDP的300%升至600%。这些财富积累在私人资产、房地产和信托基金中。法国比以往更富有,也比以往更不平等,但政府却没有政治意愿对这些资产征税并用于公共利益。

然而,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法国教育体系的现状,是数十年来持续发展的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要理解为何学生、教师及许多其他人走上街头,我们需要理解法国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Piketty的畐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分析了欧洲与美国250年的收入与财富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Piketty并非“激进经济学家”,如果连他都说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这足以说明危机之深。

Piketty追踪了资本格局在长时间跨度中的变化。1870年至1920年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财富高度集中,继承比劳动或努力更重要。

20世纪中叶,法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降低了不平等水平,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了继承法,推动了女性权益改革,并吸纳了来自其前殖民地的移民劳动力。那是法国作为一个由社会契约保障国民繁荣与地位的国家形象牢固确立的时期。

然而自1980年以来,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不平等再次扩大,经济增长率也有所下降。

富裕家庭日益集中在富裕郊区。随着超级富豪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扩大,法国作为一个富裕、现代、平等且多元文化的欧洲国家的说法,也变得站不住脚。

换言之,法国在经济、社会和教育层面都存在分裂。法国在这方面并非特例,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出现过类似的转变。但法国的应对方式却与众不同:法国工人、公共部门雇员及其他工薪阶层,对按新自由主义路线重塑社会契约的尝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抵抗。最近的校园抗议,需要放在这段更长的历史脉络中理解——这是法国经济持续危机,以及试图通过拆解战后数十年建立起的社会契约来化解危机的一系列应对之中的最新一章。

自1990年代以来,法国经历了一连串社会动荡:1995年反对Alain Juppé改革的罢工;1998年世界杯后挑战多元文化融合叙事的郊区(banlieue)骚乱;“隐形委员会”(Invisible Committee)在《将临的暴动》(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中发出的警告;2016年的劳动法抗议;“不眠夜”(Nuit Debout)运动;“黄马甲”运动动员;以及围绕养老金改革的反复冲突。每一次涉及的群体各不相同,但共同指向同一个现实:执政精英与法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

这些抗议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并不符合传统的“左”“右”划分。公共部门员工、郊区青年、激进活动人士、退休人员、学生以及“黄马甲”运动参与者,这些群体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明,政治体系已无法再保障社会公民权、经济安全与民主代表性。结果便是一轮又一轮似乎永无止境的抗议循环。随着马克龙总统任期临近结束、2027年总统大选将至,他已准备动用国家权力来平息异议。

这又回到了文章开头那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法:“法国人就是爱抗议。”把最近的示威仅仅看作又一次法式骚乱,恰恰错失了重点。

巴黎街头正在发生的,远不止是一场关于学校的争端。它是一场关于不平等、民主以及战后法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契约未来走向的长期论争中的又一章。法国学校的状况,已成为衡量共和国本身状况的一个标尺。

John Morgan教授是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文学与教育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Education)教育批判研究学院(School of 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院长。

本文反映的是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Waipapa Taumata Rau奥克兰大学的立场。文章最初于2026年10月30日发表于News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