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资深编剧转型写小说：退休金成创作期间生活保障

Gavin Strawhan 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编剧之一，也是奥克兰大学创意写作硕士（Master of Creative Writing）校友。他已出版两部小说《The Call》和《Slash》。在最新一期《Ingenio》校刊的专栏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编剧生涯如何走到尽头，又如何转型成为小说家。

2024年，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后，我正全身心投入创意写作硕士的学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常问我是不是已经彻底离开电视行业。我一贯的回答是：我觉得是电视离开了我。好吧，这个笑话并不算特别好笑，但弗洛伊德（Freud）写过一整本关于幽默的书，却没能逗笑任何人，所以大家且耐心看下去。老一辈喜剧编剧有个公式：“真相加痛苦等于喜剧”。

先说“真相”的部分：就在新冠疫情（Covid）之后不久——当时我正在写第一部小说——工作邀约就停了。什么邀约都没有了。要知道，在那之前的35年里，我一直在新西兰国内外持续担任编剧、监制（showrunner）、执行制片人和剧本编辑的工作。

这份工作从来不是财务上一帆风顺的。至少对我来说，编剧这行莫名地带有季节性，部分原因在于新西兰广播电视基金会（NZ On Air）的资助模式。每年到了10月左右，工作就会枯竭。这成了我和会计师之间的老笑话，我总说，完了，我被识破了，我是个骗子。但我和我的编剧搭档会继续构思点子，向制片人和广播机构推销，然后电话会打来，我们又会忙到第二年，焦虑感再重新来一遍。这就是自由职业者的命运，但总会有新的事情出现。

总会有新的事情出现。直到不再出现。
——Gavin Strawhan，文学院校友

直到大约我拿到SuperGold长者优惠卡（SuperGold Card）的那个年纪，工作彻底停了。因为我之前还算成功——唉，这是把双刃剑——意味着我没有培养其他谋生技能。二十多岁时，我参与过社区马戏团，谁需要一个年长的小丑吗？我从没当过老师，也没做过餐饮业，从来没有为艰难时期准备一项顶用的后备技能。这就是等式里“真相”的部分。我的编剧服务不再被需要了。接下来是“痛苦”的部分。

不同于小说家那种孤独的创作，电视编剧是一项协作性工作。这些年我和许多编剧、导演合作过，参与的项目雇用了成百上千名演员和幕后人员。我和极少数人一直保持联系，其中一些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但电视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你会在一个项目上高强度投入几个月，共同经历难以置信的高峰和低谷，然后各自离开。你的社交生活和工作早已密不可分。

痛苦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问自己：工作停掉，是因为我突然变得无关紧要了吗？这只是单纯的年龄歧视，还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佛陀（Buddha）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老年的居所，所以或许这正是我为自己建造的那座房子。

财务上的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我的第一本书获得Allen & Unwin小说奖，这让我感到非常幸运。我相信自己和出版商之间的合约条件不错，但电视和图书是来自不同财务星球的两件事。《The Call》出版两年多以来，我从这本书上赚到的钱，比写一集一小时的电视剧本赚到的还少。我已出版的两部小说，大约花了四年时间才写完；而过去，写一小时的电视剧本只需要三周。但如果不是我设法在晚年成功转型，也不是出版商一直这么支持我，我恐怕很难每天早上起床。

最近我和一位已经成名、也很成功的（比我年轻的）诗人兼小说家聊天，他的上一本书真正取得了成功，书评很好，销量也不错。可他说自己从没这么拮据过。他说，以前教写作还能养活自己，但现在这条路也枯竭了，原因包括生活成本上涨、政府最新一轮削减开支、社会对艺术的漠视等等。人生太短，不值得浪费在填写一份又一份不成功的新西兰创意基金会（Creative New Zealand）资助申请上。唯一的希望是，他的书被买下了影视改编权。如果能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就好了。

我不想以消极的话收尾，所以这里有个建议。爱尔兰最近为获得署名权的艺术家引入了一项生活工资。这种事大概永远不会在新西兰发生，“用户付费”的新自由主义迷思根深蒂固。我们确实拥有的，是新西兰养老金（NZ Super）。它远远算不上生活工资，但如果没有那笔每两周发放的款项，我真不知道在为下一本书再花两年——而这样的两年正变得越来越珍贵——的日子里，我该靠什么吃饭（偶尔还要喝点酒）。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资助模式”：用前65年去积累人生经历和故事素材，顺便往KiwiSaver退休储蓄计划里存钱，然后用最后这段时光尽情创作。

*附注：上周我接到一位德国制片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一个电视项目。我心里有一部分想说，我已经离开电视行业了。但理智的那部分说了：好。

本文首发于2026年春季刊《Ingenio》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