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大选策略性投票升温 学者警示议会超额席位风险

随着新西兰大选竞选进入冲刺阶段,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再度浮现:所谓的策略性(或战术性)投票,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议会“超额席位”(overhang)。

这并非新鲜事,但由于今年这类策略性投票的性质和规模,相关讨论比以往更加热烈。

新西兰采用混合比例代表制(MMP),选民可通过政党票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同时还可以用另一张票(选区票)选出选区候选人——这名候选人可能来自另一个政党。

由于“搭便车”(coat-tailing)规则,即便某个政党的政党票未达到进入国会所需的5%门槛,只要赢得至少一个选区席位,该党仍可按其政党票得票比例分得相应席位。

大多数选民会把两张票都投给同一个政党。但拆票行为从1996年新西兰首次实行MMP选举时就已存在——当年新西兰第一党(New Zealand First)候选人Tutekawa Wyllie赢下毛利选区Te Tai Tonga,而工党(Labour)则拿下了该区的政党票。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发生在2011年,时任总理John Key与行动党(ACT)党魁(曾任国家党议员)John Banks公开喝茶会面,暗示国家党选民如果把选区票投给Banks、让他拿下Epsom选区,他“不会不高兴”。

这一安排在随后几届大选中延续,对行动党能继续留在国会起到了关键作用。

拆票并不总是会造成超额席位。超额席位出现的情况是:一个政党赢得的选区席位数超过其政党票所应分得的席位数。该党会保留多出的席位,其他政党的席位分配不受影响,国会因此按超额席位数量扩大,但整体比例代表性无法完全维持。

如果超额席位数量足够多,还可能影响组阁结果:国会议席总数增加,意味着组成多数所需的席位数也随之增加,这可能让某个拥有超额席位的政党左右最终结果。

这种情况在新西兰尚未真正发生过,但只要出现策略性投票的讨论,这种可能性就会被提起。

联盟计算

自1996年以来,新西兰已有一半的大选出现过超额席位。其中四次(2005年、2008年、2011年和2023年)都是因为毛利党(Te Pāti Māori)在毛利选区表现强势所致。

而在本次大选中,利用策略性投票制造超额席位已经成为一种刻意的竞选策略,其程度远超以往。

例如,毛利党呼吁支持者在毛利选区把选区票投给该党候选人,但政党票则投给工党或绿党(Greens)。该党领袖认为,这是增加国会中毛利议员人数、确保国会中有独立毛利声音、并实现政府更替的最佳方式。

为推动这一策略,毛利党发布的政党名单上只列出了该党总书记一人的名字——这实际上使该党名单本身失去了意义。以这种方式利用选举制度来引导选民选择,是一种新的做法。

在右翼阵营,也有人呼吁倾向国家党(National)的选民把选区票投给国家党候选人,但政党票投给行动党或新西兰第一党(New Zealand First)。这一策略基于一套相对复杂的计算,目的是如何最好地为现任执政联盟制造有利的超额席位。

国家党党魁Christopher Luxon与其前任John Key都公开否定了这一想法,称其“恰恰是聪明的反面”。两人都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削弱国家党在第二届联合政府中的话语权,也可能让一些排名靠前、只在名单上参选的候选人落选。

抛开各党派自身的利弊考量,通过党派策略人为制造大规模议会超额席位、进而影响下一届政府组建,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可能削弱公众对整个选举制度的信心,也可能导致国会组成无法真实反映政党票的结果。

毕竟,新西兰在上世纪90年代改用MMP制度,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纠正此前“领先者全得”(first-past-the-post)制度所造成的失衡选举结果。

还有人担心,如果毛利党的拆票策略取得成功,可能会削弱公众对在选举制度中保留专属毛利选区的支持。

悬而未决的议会规模

超额席位问题在德国(该国也采用类似的MMP制度)曾引发严重关切。201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大量超额席位违反了选举平等原则。2013年,德国选举法随之修改,规定要为因超额席位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党分配补偿性席位。

但这一改革导致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规模大幅膨胀,2002年至2021年间从598席增至736席,不过近期的改革已将议会规模固定在630席。

新西兰也有人可能乐见类似的“副作用”——前总理Geoffrey Palmer就一直主张增加国会议员人数,认为这能提高立法质量,加强对行政部门的监督。

但如果是通过选举制度的某个漏洞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侵蚀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恐怕并非最佳选择。

事实上,2012年的MMP制度评估和2023年的独立选举评估都曾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建议废除“搭便车”规则以及超额席位的相关规定。

配套措施包括将政党票门槛从5%降至4%(2012年的建议)或3.5%(2023年的建议),并将选区席位与名单席位的比例固定为60比40(因为选区席位数量长期稳步增加,已削弱了比例代表制实现公平分配的能力)。

今年大选牵动的,不只是现任政府和两大主要政党的前景。视最终出现的议会超额席位的规模及其影响而定,选举制度本身的未来也可能悬而未决。

本文最初发表于The Conversation。作者Claire Timperley是Te Herenga Waka—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政治学高级讲师,Richard Shaw是Te Kunenga ki Pūrehuroa—Massey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