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毛利学者Lucy Kaiser：用原住民智慧应对灾害与气候变化

2010年和2011年坎特伯雷（Canterbury）地震深刻影响了Lucy Kaiser博士的研究道路。在奥塔哈图（Ōtautahi）基督城长大的她，亲眼见证自己所属的伊维（iwi）Kāi Tahu在灾后应对和长期恢复中动员起来支援社区。

这段经历让她看到毛利社区本身就拥有的力量、领导力和知识，也促使她投身于以原住民方式应对灾害风险的研究。

Lucy说，作为研究者，她最喜欢的一点是能够与知识持有者、社区领袖和一线从业者并肩工作，从而“坐在全国最好的故事的第一排”，见证新西兰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

Lucy目前是新西兰地球科学机构（Earth Sciences New Zealand）和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的资深毛利社会科学家，同时担任Te Toi Whakaruruhau o Aotearoa（毛利知识防灾减灾中心，由梅西大学与新西兰自然灾害委员会Toka Tū Ake合作设立）的负责人（Kaiwhakakaere）。

Lucy最近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南地（Southland）Kāi Tahu ki Murihiku的家庭（whānau）如何经历和应对气候变化。她通过对Kāi Tahu领袖、知识持有者和从业者的访谈，构建了一套以血缘谱系（whakapapa）、守护责任（kaitiakitaka）和以后代（mokopuna）为核心决策依据的原住民主导适应框架。

她的研究强调，在气候适应规划中，应把原住民的权威和知识置于核心位置。

提交博士论文之后，Lucy抽空接受了新西兰自然灾害委员会Toka Tū Ake“研究者专访”系列的采访，谈及塑造她研究的故事和经历、她想澄清的误解，以及为什么社区往往拥有比外界认为更多的知识和能力。

你最喜欢做研究工作的哪一点？

“说实话，就是能坐在全国最好的故事的第一排。我能和了不起的领袖、知识持有者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与土地（whenua）的关系如何塑造应对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等重大议题的真实决策。我至今都不太敢相信这是我的工作。”

“然后我把他们的‘kōrero’（讨论和故事）带进那些迫切需要听到这些声音的政策会议室。有时候这真的能带来改变。这份工作永远不会让人厌倦。”

是什么激发了你对自然灾害研究的兴趣？

2010年和2011年的坎特伯雷地震直接塑造了她对应急管理的兴趣。她在基督城长大，亲眼见证Kāi Tahu伊维动员起来协调应急响应，并承担起后续漫长的恢复工作。

那段经历让她看到毛利社区本身蕴藏着多少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未被主流体系承认。这促使她投身于把原住民知识和治理置于灾害应对核心的研究。气候变化则是一个自然的延伸方向，因为Kāi Tahu ki Murihiku已经在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关研究记录却很少。

为什么投资你这类自然灾害研究很重要？

新西兰的减灾体系目前仍严重依赖西方技术官僚模式，把凡是可量化的东西当作最重要的东西。她的研究一再表明，这种做法忽略了很多东西——那些关乎关系、精神和血缘谱系的维度，正是这些维度塑造了毛利社区实际经历和应对灾害的方式。

投资原住民主导的研究，意味着要建立像毛利文化生命力（mauri）、传统食物采集地（mahika kai）和毛利星象历法（maramataka）这样的工具和指标，让它们与传统指标并列使用。若没有这样的投入，灾害和气候政策的制定就只依据一半的信息，而掌握最深厚地方知识的社区，仍被排除在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之外。

你曾亲身经历自然灾害的影响吗？这如何塑造了你的研究方法？

是的。作为年轻人经历坎特伯雷地震后的余波，让她亲眼看到灾害如何打乱日常生活，以及社区如何迅速组织起来互相支援。

她看到家庭（whānau）和马拉埃（marae）承担起正式应急体系反应缓慢、未能及时填补的角色。这段经历塑造了她如今对待每一个项目的方式：她始终从“社区本已拥有专业知识”这一前提出发，自己的角色是帮助这些知识在正式体系中获得认可和资源支持。

你研究中的哪一项发现，你希望有更多人知道？

“适应工作（adaptation mahi）不必是一件巨大、吓人、令人不知所措的事情才能开始。很多基础工作其实已经通过守护责任（kaitiakitaka）在进行了。家庭并不是从零开始。全国各地的原住民（Takata Whenua）之中，已经有大量出色的工作在进行，其他社区完全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关于你的研究领域，有什么常见误解你想澄清？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毛利知识（mātauraka Māori）只是在技术性风险评估完成后，为西方科学增添一点“本地色彩”。

她的研究表明，毛利知识体系提供了完整的框架，用以理解灾害和风险，这些框架是数百年来与这片土地建立关系积累而成的。把这些知识当作可有可无的附加项，会限制韧性建设工作所能达到的成效，也会把最有能力主导适应工作的社区排除在外。

“我希望更多人理解，原住民主导的治理应当位于韧性规划的根基之处，从一开始就塑造各项决策。”

关于你的研究，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轶事或回忆？

除了能与每一位参与者相处、感到无比荣幸之外，这项研究也让她与自己的立足之地（tūrakawaewae）和血缘谱系（whakapapa）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她得以见到一件长期存放在博物馆中的祖传斗篷——这件斗篷后来成为她整个研究方法的核心，被称为“Te Kahu Huruhuru o Kohikohi”（Kohokohi的斗篷）。

对于有兴趣从事你这类工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要勇敢，要谦逊，要善良，不要失去希望！面对气候变化，以及那些似乎正把我们往回拉的政策和立法，很容易感到心灰意冷。不过我很幸运，六年来一直有Te Toi Whakaruruhau o Aotearoa这样一群充满热情、彼此支持的伙伴网络，激励着我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