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护士到诊断社会学权威 惠灵顿维大教授荣休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Te Herenga Waka—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于9月14日宣布,该校教授安娜玛丽·朱特尔(Annemarie Jutel)获授荣休教授(Emerita)称号。在她看来,自己走过的这些路从未指向某个特定终点,而只是多彩人生的一部分。

朱特尔最初在法国南特(Nantes)的Ecole d'infirmières护士学校接受护士培训,先后在肿瘤内科、儿科重症监护、新生儿重症监护以及急救一线等多个岗位工作过。她当年还是一名精英跑者。1995年,她回到校园完成大学教育,进入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体育教育学院学习,并于2000年拿到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题为《Visions of vice: Appearance and policy in feminine self-scrutiny》,灵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她当护士时与一位女同事的一次闲聊。

那次她们正在换班前更衣,同事捏起自己腹部的一块赘肉,指着指缝间的脂肪褶皱感叹道:“我真是太差劲了!”这句话让朱特尔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外貌能反映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

“把美貌和善良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朱特尔说,“我开始研究体重相关的议题,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把超重当成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份好奇心后来发展成了她的博士论文。

正如肥胖被赋予了道德意味一样,她发现临床诊断之外的复杂社会含义无处不在。例如,她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负责一项胎儿死亡情况审查,过程中她开始琢磨起用来界定胎儿死亡的各种分类。

“流产不会开具死亡证明,但死产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死产的话你可以把孩子安葬在墓地,但流产不行,”她说。

无论是肥胖、死产还是流感,此前很少有人关注疾病命名方式如何塑造人们对健康、疾病的实际体验。出于好奇,朱特尔开始撰文探讨这一课题,并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加入讨论。

她的著作《Putting a name to it: Diagnosi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于2011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目前已推出第二版,曾入围健康与疾病社会学基金会图书奖(Foundation of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Book Prize)决选。这本书呈现了朱特尔在诊断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此后她又撰写了另外两部关于诊断的专著,主编了三部相关著作,并发表了大量论文。

朱特尔感兴趣的不只是疾病的分类方式,还有掌握诊断权力所带来的影响。能够做出诊断,使医生处于医疗体系等级的顶端,这也可能在医患之间造成张力。

“并非所有诊断都受欢迎,因为诊断有时会带来污名化,”她解释道,“但与此同时,当一个人感觉很不舒服却得不到诊断时,同样让人沮丧。我们渴望得到诊断,因为它能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是治疗的关键。可医学并非总能给出答案,这一点很让人无奈。”

她还指出,那些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常常被认为“都是心理作用”,这会让患者的处境更加艰难。

朱特尔于2010年加入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2016年晋升为正教授,期间她在诊断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在权威的国际学者排名中,她位列所在领域全球前2%。

朱特尔形容自己是“夹心一代”的第三代学者。“我父亲是学者,我儿子是学者,我丈夫也是学者!我正好夹在中间。”她说,自己对学术事业的投入是全身心的。

她强调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用来描述和分类事物的各种范畴保持审视,比如诊断和疾病的分类方式。

除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之外,朱特尔还是一名成功的图像小说作家兼作者、登山车爱好者、创作者、母亲、护士,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的“体验者”。

朱特尔鼓励自己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生,不要把未来想象成一条直线。“我告诉他们,不如把它看作一座建筑——你一直在建造它。先打好稳固的地基,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你能建多高,朝哪个方向走,会不会加个凸窗或者一整个侧翼。”

“当你有了坚实的地基,知识和研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